“来不及了，”30岁的唐林认真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受害者。”

　　农业户口之痛

　　1992年，对于唐林来说，是一个狂喜的日子，那一年，他考上了大学，乡亲们奔走相告，主动给他家送来了各种礼物，甚至上门提亲的人也络绎不绝，开学报到时，村里几乎所有人都为他送行，50多岁的老村长拉着他的手大声感慨：“你娃能啊，你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吃上商品粮的。”

　　对于当时的唐林和他的乡亲们来说，城里人和农村人最显著的差别在于粮食。他们清楚知道，农民是种粮食的，收入低，城里人不但收入高，大都在工厂工作，还能享受商品粮的分配和各种日用品补贴。

　　当然，还有很多差别，比如工厂招工只要城里人、城里人每家花很少的钱就可以租住政府的房子、城里的学校只招城里孩子，农村孩子需要另外交一笔费用、农村人永远被城里人看不起……

　　而很长一段时间里，广大农村人获得通向城市生活“最保险的许可证”只有一个，就是一纸大学录取通知书，这成为亿万个农民家庭鼓励支持儿女上学的最佳动力。其他诸如当兵、招工等方式，因为有作弊机会，在很多地方成为农村少数干部家庭的专利。

　　事实上，当时已经出现了购买城市户口的风潮，虽然对于大部分经济困难的农村家庭来说，这仍然不切实际，但是不少农民家庭都咬牙拿出几百或几千元不等，为自己或者子女购买户口。“90年代初，我们县不少农民为女儿买了城镇户口，因为当时流行的一种说法是，农村户口的姑娘是嫁不出去的，我记得1992年的时候，我们那里的城镇户口最高达到了4000元一个。”来自中部某省的任赫回忆说。

　　具有 讽刺意味的是，在唐林上大学不久，当地正式废除商品粮分配制度，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唐林曾经有一刹那恍惚，不知道自己是喜是悲。

　　上大学期间，唐林拒绝了家乡一个一直关系很好的女同学的“暗示”，因为父亲坚决地告诉他“听说孩子户口都是随妈的，你要娶了她还是只能生个农村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