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已经４０年没有北京的人来过了”的慨叹，到“全军出动奔北京”的致富躁动，再到对“北京人来访”的渴求——可以看出贫困县官员似乎集体有一种“北京崇拜”。在他们眼中，北京非常神秘，北京高不可攀，一连通北京发展就有了希望，一攀上北京的人致富就指日可待——显然，这种把一地的全部发展系于一个遥远地区人的“北京崇拜”，是很不正常的政治情感，崇拜中充满着计划经济的幽灵。

　　北京来的人——这种充满着敬畏和景仰情感的符号，曾是计划经济形态下最流行的称呼，“北京的人”象征着权威和命令，象征着资源的分配。权力和北京人所以同构一体地粘连着，这是由计划经济形态所决定，因为计划经济是一种“中央命令型”经济，聚集于北京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设计一个计划框架，对全国的生产、流通、分配进行统一的资源调配，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等，诸种权力都集中于北京，而且带着极强的“人治”色彩，“北京的人”自然成为一种权力精英符号，被地方所崇仰。

　　“北京的人”的权力精英色彩，应该是一个时代的背影，随着政治发展的理性化，经济改革的市场化，权力改革的分权化，市场经济深入社会肌体，这种“北京崇拜”应不再存在了。市场经济既意味着权力的分散，也意味着精英的分散，权力与身份、地域分离，自然就不会有什么“北京崇拜”了——可这么多贫困县还有如此强烈的“北京崇拜”，说明了两个问题：一是政治经济发展中还存在着计划阴影，计划指针还起着指挥棒作用；一是贫困县发展中官员的计划期待还很浓厚，缺乏自主发展的市场意识。

　　当下的官场中流行着一个词：“跑部钱进”——指的是地方官员到北京来“跑”的是有资金、项目等审批分配权的中央部委。每次人大会议期间，每到年终岁末，各大管钱、管投资、管项目的部委门前，就聚满了前来“跑部”的地方官员，车水马龙，甚是热闹。据有关媒体报道，此间有些部委中的某些官员下班后比上班时还忙，有时甚至出现同时接见不同省市进京“跑部”人员的场面，一些地方“跑部”的官员甚至能如数家珍地说出一些掌管项目审批权的官员的爱人喜好什么化妆品，孩子喜欢什么玩具。“跑部钱进”现象的普遍，表明国家投资体制和财政体制中还存在着严重的计划色彩。

　　在“跑部”才能“钱进”的转移支付体制下，跑得动、有关系的地区和官员才能汲取到财政资源，而缺乏关系的地区自然就分不到什么钱了——基于谈判能力的弱势，贫困县常常就处于这种饥渴中，自然就很容易形成“北京崇拜”了。

　　另一方面，这也跟不少贫困地区官员缺乏自主的市场开拓意识有关，对中央财政在极高的计划分配期待，活在“转移支付”中，甚至整个政治生命就在于维护“贫困县”这顶帽子，把一地的全部发展系于遥远北京的垂青——久而久之，也就形成了“已经４０年没有北京的人来过”的怨妇心态。如此计划自闭下，贫困县如何能发展？也许只有先祛除这种带着浓厚计划色彩的“北京崇拜”，贫困县才能得到发展。（曹林）